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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鹏: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与法治体系创新机制

2017-06-14 10:50:29 来源: 法制日报  责任编辑: 孙靖   我来说两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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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及几年来的实践,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。在这一过程中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仅发挥了其应有的保障作用,也得以不断完善,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创造了极好的条件

2013年以来,习近平主席提出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不仅得到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,成果丰硕;也得到中国法律共同体的积极响应,掷地有声。如果将法律共同体为国家和社会提供的服务视为一种产品,当前,法律共同体正在主动寻求与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对接,从供给侧提供满足“一带一路”建设需求的各种产品: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提供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,律师等法律服务业者提供法律服务,法学研究者提供法律思想产品,法学教育者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。从最广泛的意义上,还包括立法机关、执法机关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提供产品的问题。本文希望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,梳理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与法治体系创新的关系,进而提炼其中的创新机制,为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提供理论依据。

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是促进全球和平合作和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,其主要内容是政策沟通、设施联通、贸易畅通、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(以下简称“五通”)。在“五通”的合作领域中,尽管每一个“通”都与法律密切相关,尤其是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,但是,“五通”中并不包含“法律沟通”的表述。对法律人而言,这可能是一个意外的发现,探究其中的可能原因,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考过程。总体而言,“五通”中蕴含的政治智慧,而非法律的分析方法所能触及。但是由这个发现可以引发许多思考,其中之一即相关的理论研究应当回到元问题,正本清源、明辨慎思,之后再做具体问题的研究,似乎是一个比较稳妥的研究方案。关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与法治体系创新机制的元问题,主要包括:法治体系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有没有关系、有何关系?什么是法治体系创新?什么是法治体系的创新机制?

关于第一个问题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(简称“法治体系”)主要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、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、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、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。法治体系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存在密切的关系。我们经常听到、看到这样观点,“一带一路”要求法律保障、法律服务供给、法律人才储备等,这是“一带一路”作为理念和实践,对法律、法治提出的要求和需求。这说明,在“一带一路”与法治体系这一对范畴中,前者是目的,后者是手段;前者是经济基础,后者是上层建筑;前者是需求方,后者是供给方。基于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,法治体系发挥着对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进行服务、保障、供给的作用。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背景下,法治体系的创新必须要保证这些作用的发挥。

关于第二个问题,就法治体系而言,创新具有三个特征:一是突破旧的框架,在制度构架、体制机制等方面有质的变化。依此标准,有些举措可能就不是创新,比如,公正高效审理涉及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相关案件,并没有突破原有的法治框架,因而难以归入创新。二是不推倒重来、另起炉灶。从倡议的出发点看,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不是另起炉灶、推倒重来,而是实现战略对接、优势互补。从法律的视角看,法律、法治也具有一定的保守性,不能朝令夕改,也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,而应当不断思考研究法的适应性与稳定性的平衡问题。三是法治体系的创新是质的不同,是法治体系的自我调整、优化和完善。在法治体系的创新中,需要思考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问题,即法治体系的哪些内容需要创新、哪些内容需要坚守,这既要考虑中国实际情况的需要,又要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的需要。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身就处于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中,在这种创新中哪些与“一带一路”密切相关呢?这就涉及第三个问题,即“一带一路”与法治体系创新的机制问题。不同于制度、体制这些外在的、静态的范畴,机制主要具有三个内在属性:机制是关于构造和运动的原理;机制是内在的范畴;机制是由静到动的渠道和途径。研究创新机制的问题,目的是研究如何打通“一带一路”与法治体系创新的渠道、途径。因为设定了创新机制,就打通了“一带一路”推进与法治体系完善之间的渠道,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,共同发展。

在明确以上问题的基础上,可以将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背景下法治体系的创新分为两类:一是从对外的视角,即中国法治体系与相关国家法治体系之间的合作,相应的创新机制也就是如何创新合作机制的问题;二是从对内的视角,即中国法治体系的如何进行自我调整、优化和完善的机制。将法治体系划分为子系统后,可以列举出法治体系创新机制的具体内容。一是法律规范体系的创新机制,包括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转化机制,中国参与国际造法的机制,中国国内法的自我调整、创新机制等。当前的法学研究在这些方面存在不少空白,亟待展开。二是法治实施体系的创新机制,包括执法合作机制、司法合作机制、司法的自我创新机制等。其中,现有的中外执法合作机制和司法合作机制,大多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,在制度设计、体制机制构建上主要是满足当时国家发展的需要,难以满足当前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需要。在这方面,合作实践远远走在法学研究前面,后者应当更加关注真实法律世界,为法律实施的合作提供理论资源。三是法治监督体系的创新机制,包括法治监督合作机制、法治监督的自我创新机制等。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推进过程中,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,参与沿线国的基础设施建设,以及中国对外贸易、对外投资、对外金融活动的开展,会产生大量的法治监督以及法治监督合作的问题。这些问题既涉及国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,比如对国有资产使用的监督、对国家公职人员廉洁性的监督,也涉及与沿线国在法治监督机制方面的创新,有待深入调查研究。四是法治保障体系的创新机制,包括法治保障合作机制、高素质法治人才的培养机制、法治保障的自我创新机制等。

上述关于“一带一路”与法治体系创新机制的梳理,只是提出了问题和方法,有待进行持续的深入研究。同时,找准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与各地区、各部门、各学科之间的结合点和着力点,也完全不限于创新机制这个理论范畴。实践创新无止境,远非一个或者几个理论范式可以解释。将“一带一路”这个因素和变量融入法治体系的发展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经并且必将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图景。这个新的发展图景,依靠中国对外开放、中国企业走出去、国际法对国内法的影响、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互动这些理论范式可以解释,但不足以解释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和实践。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及几年来的实践,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创新性的贡献。在这一过程中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仅发挥了其应有的保障作用,也得以不断完善,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创造了极好的条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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